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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事执行拍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的分析
作者:王琳琳 发布时间:2019-12-26 10:53:04


民事执行拍卖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委托拍卖机构,依法将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拍卖。目前有“强制拍卖”、“法院拍卖”、“司法委托拍卖”等多种称谓,但从语义上讲,“民事执行拍卖”最能精准反映民事执行环节中拍卖程序的内涵。这一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清偿债务,一旦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无需征求产权人的意思表示,执行机关即有权决定有关财产。

在具体拍卖过程中因标的物存在权利瑕疵、物的瑕疵、程序瑕疵导致拍卖成交后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前段时间笔者接触的一起案件,就是买受人以拍卖机构未履行瑕疵告知义务为理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拍卖机构赔偿损失。此类纠纷是通过执行程序本身去解决还是另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实践中各地的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拍卖是法院执行工作的一部分,不应具有民事可诉性,故应以裁定驳回买受人的起诉为宜,具体理由如下:

一、民事执行拍卖的法律性质

民事执行拍卖的法律性质是民事执行拍卖程序构建的基础,明确性质是研究其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研究拍卖中纠纷救济途径的前提。

理论界对民事执行拍卖的法律性质形成了私法行为说、公法行为说和折中说等不同的学说。私法行为说又称为私法说,认为强制拍卖本质上属于拍卖人和竞买人之间私法上的买卖行为,与普通买卖行为本质上是一致的,私法行为说为民事诉讼法发展早期的通说。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民事诉讼法理论的发展,对民事执行拍卖的性质形成了公法行为说。公法行为说又称为公法说,认为民事执行拍卖行为是法院基于公法上的处分权,将经过查封、扣押的拍卖物进行拍卖,以实现债权人债权的行为。折中说,认为执行拍卖中拍卖程序具有公法性的特征,但拍卖的法律效果与私法买卖一致,因而在拍卖程序上适用程序法规定,在拍卖效果上适用实体法的规定。

梳理三种学说后,笔者认为,民事执行拍卖的性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根据具体需要所赋予的。我们需要讨论的只是哪种理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下更加符合现实要求。查阅相关资料表明,历史上各国早期的认识均以私法说为主,现代理论更倾向于公法说,我国的大部分学者和实务界人士亦赞同公法说的观点。当前我国的民事执行拍卖在人民法院的主导下进行,全过程受到法院的监督,使民事执行拍卖具有了更强的公法色彩,公法性质不言而喻。

二、民事执行拍卖行为不具有民事可诉性的分析

如前文所述,当前我国的民事执行拍卖具有公法处分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的规定,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包括: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从这一规定中可以看出,法院主管的民事诉讼只能涉及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在民事领域内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以,我国法院民事诉讼的主管范围不应当包括执行拍卖此类公权力已经介入的纠纷。笔者结合实践中可能引发的几种纠纷来分析民事执行拍卖行为的不可诉性。

实践中的纠纷情形之一:竞买人、其他利害关系人以拍卖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或者案外人以拍卖财产存在权利瑕疵为由提请人民法院确认拍卖无效。

民事执行拍卖程序是依照强制执行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其发生于法院执行程序中,处于人民法院司法权控制之下。从程序角度讲,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之后的程序,是依据公权力实现法院生效裁判所界定的私权利的程序。“请求法院确认拍卖无效”其实是将此程序中出现的纠纷重新纳入诉讼程序,重新进行审理并判决,等于法院在民事程序中审判自己的执行行为,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基本逻辑,造成民事审判权与民事执行权的循环审判,导致司法行为程序的复杂化。所以,因民事执行拍卖程序是人民法院执行程序(公权力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民事执行拍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实践中的纠纷情形之二:买受人以拍卖财产存在物的瑕疵为由提请法院变更或者撤销已签署的拍卖成交确认书。

拍卖成交确认书与一般的买卖合同在发生效力上有着不同,一般的买卖合同只要符合《合同法》的规定,买卖合同即生效,买卖标的交付以买卖双方的意愿交付。但在民事执行拍卖中,标的物在人民法院查封、扣押之下,拍卖机构与买受人签订的拍卖成交确认书要经过人民法院审查,依据成交确认书出具民事裁定书后,拍卖财产才能进行交付。民事执行拍卖合同是由成交确认书和民事裁定书两部分组成,买受人以拍卖财产存在瑕疵为由要求否定拍卖合同的效力,就必须撤销相应的民事裁定书,显然,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所以,因民事执行拍卖成交确认书具有司法属性,致使民事执行拍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实践中的纠纷情形之三:买受人以拍卖财产存在物的瑕疵为由要求拍卖机构赔偿损失。

在执行拍卖中,法院与拍卖机构之间并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由于拍卖是法院执行活动的组成部分,拍卖机构的拍卖是在司法授权下进行的,因此,拍卖机构实际上是法院的辅助人,执行法院与拍卖机构之间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执行拍卖中,法院享有审查拍卖机构的选定、予以监督、确定公告范围、决定中止拍卖等权力,拍卖机构若有过错,人民法院应该及时监督拍卖机构进行改正,一旦因拍卖机构的过错损害了当事人、买受人的利益,人民法院也承担监督不能的连带赔偿责任。如果仅以拍卖机构为被告,显然有失公平,而且以拍卖机构为被告提起的赔偿诉讼,人民法院只能作为普通的民事主体来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这又与人民法院作为公权力机关相违背。所以,因拍卖机构在民事执行拍卖中承担的责任与人民法院具有连带,致使民事执行拍卖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三、民事执行拍卖中纠纷的救济途径

当前,我国现行立法未对民事执行拍卖过程中纠纷的救济途径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其立法本意是用来规范一般民事拍卖程序的,对于法院执行中的拍卖显然是不能适用的。2005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虽然明确了法院执行拍卖不同于市场交易中的一般民事拍卖的原则和程序,但是对买受人是否享有拍卖物瑕疵担保请求权,以及非因拍卖机构的原因给买受人造成损失如何处理没有规定。在实务操作中,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存在着法理上的障碍,也影响执行工作的效率。

笔者梳理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部门给出的意见,从中可以找到当前解决此类纠纷的途径。一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2012年观点:就我国目前司法实践来看,普遍认为执行拍卖为法院的司法处分行为,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采取的一种执行措施和处分执行行为。基于执行拍卖具有公法性质,执行拍卖合同不具有可诉性。针对执行拍卖中的纠纷,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应当通过执行监督方式解决。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观点:执行程序中的强制拍卖,本质上如同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是法院的一种执行行为。强制拍卖中,拍卖人实际处于协助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的辅助人地位,法院应对拍卖活动的相应法律后果负责。当事人认为法院对拍卖活动监督不力的,应由法院通过执行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而不能由被执行人通过对拍卖人等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三是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观点:执行程序中的强制拍卖不同于普通民事拍卖,性质上属于公法拍卖。强制拍卖的公法性特点决定了认定拍卖无效的权力主休只能是原执行法院及上级法院,由他们通过执行监督程序或执行异议程序认定。系因强制拍卖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不平等性,决定了强制拍卖无效不能成为普通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由此,如果在拍卖过程中法院违反法律程序,或者拍卖财产本身有瑕疵或者拍卖财产有权利瑕疵而未履行告知义务,给买受人造成损害时,受害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执行回转以及执行监督等方式进行救济,或者通过司法赔偿程序申请国家赔偿,执行法院应当承担责任,执行人员、拍卖机构有过错的人民法院根据承担的责任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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